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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5日，日照市人民檢察院以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趙某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向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在法院審理該案過程中，趙某對日照海關于2012年1月11日出具的日關稅核字（2012）02號《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海關核定證明書》提出異議，要求對此重新核定。2013年1月30日，根據(jù)日照海關緝私分局的重新委托，日照海關作出日關稅核字（2013）02號《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海關核定證明書》，認定本案原告涉嫌貨物核定偷逃稅款共計人民幣601874.06元。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1日作出（2012）日刑初字第53號刑事判決，認定趙某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追繳上述偷逃稅款。趙某不服，提起上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9日作出（2013）魯刑二終字第38號刑事裁定，維持原判。
北京A公司不服日照海關作出的日關稅核字（2013）02號《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海關核定證明書》，于2013年3月18日向青島海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請求事項為：（1）撤銷被申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照海關作出的日關稅核字（2013）02號《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海關核定證明書》，并重新核定完稅價格和關稅金額。（2）請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計核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暫行辦法》進行審查。
2013年3月22日，青島海關收到北京A公司的行政復議申請。經(jīng)審查，于2013年3月28日作出青島海關復字（2013）1號《行政復議申請不予受理決定書》，對北京A公司的復議申請決定不予受理；次日，青島海關將該決定書向北京A公司送達。北京A公司于4月9日向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爭議焦點：
本案爭議重點為上訴人提出的復議申請事項是否屬于行政復議范圍，一審法院判決以不屬于復議范圍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是否正確。
對此，上訴人北京A公司認為：根據(jù)《海關行政復議辦法》第九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確定完稅價格的爭議屬于納稅爭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向海關申請行政復議。日照海關于2009年曾經(jīng)就上訴人進口的鐵礦石核定完稅價格為292.04萬元；2013年1月30日，日照海關作出日關稅核字（2013）02號《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海關核定證明書》，對同一批次進口鐵礦石確定計稅價格為646.08萬元。上訴人對2013年確定的完稅價格不予認可，認為其與日照海關存在《海關行政復議辦法》第九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納稅爭議”，依法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日照海關出具《核定證明書》的行為，屬于可以申請行政復議的具體行政行為，一審法院對此認定錯誤。
對此，被上訴人認為：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guī)定，日照海關出具的《核定證明書》需要偵查機關和人民法院確認才產(chǎn)生效力，并不對上訴人直接存在羈束力。上訴人對《核定證明書》有異議，按照規(guī)定可以要求重新核定，上訴人實際已經(jīng)按照規(guī)定申請了重新核定。出具核定證明書的行為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復議法規(guī)定的復議范圍，一審法院判決對此認定正確。
二審法院認為：
日照海關出具《核定證明書》的行為不是具體行政行為。具體行政行為的成立要件包括：作出主體必須是行政主體，有明確的意思表示，必須送達當事人。海關向刑事案件辦案機關出具《核定證明書》，作為刑事案件的證據(jù)使用，不向當事人送達，不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成立要件。
日照海關出具《核定證明書》的行為，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行政復議辦法》第九條規(guī)定的“確定完稅價格”的納稅爭議可以向海關申請行政復議的情形。確定完稅價格的納稅爭議是海關在行政管理領域行使行政職權時發(fā)生的，海關與納稅義務人直接發(fā)生法律關系，海關對納稅義務人作出確定完稅價格的具體行政行為后，直接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產(chǎn)生影響。日照海關出具《核定證明書》的行為是應走私犯罪偵查機關委托，在刑事案件中向相關辦案機關提供的證據(jù)，并不是要向當事人征收稅款，其在法律關系、法律屬性、強制執(zhí)行力等方面完全不同于確定完稅價格的納稅爭議。
因此，日照海關出具《核定證明書》的行為，不符合行政法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界定，不屬于《行政復議法》第二條規(guī)定的可以申請復議的范圍。被上訴人青島海關對上訴人提出的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不予受理，并無不當。
《海關核定證明書》是否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并可申請復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條規(guī)定，在辦理走私普通貨物、物品刑事案件中，對走私行為人涉嫌偷逃應繳稅額的核定，應當由走私犯罪案件管轄地的海關出具《核定證明書》。海關出具的《核定證明書》，經(jīng)走私犯罪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審查確認，可以作為辦案的依據(jù)和定罪量刑的證據(jù)。走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辯護人對《核定證明書》有異議，向走私犯罪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提出重新核定申請的，經(jīng)走私犯罪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同意，可以重新核定。根據(jù)上述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海關向刑事案件辦案機關出具《核定證明書》，經(jīng)相應的辦案機關審查確認，可以作為辦案的依據(jù)和定罪量刑的證據(jù)。海關出具《核定證明書》的行為既不是發(fā)生在行政管理活動中，也不是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因此，不符合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界定。
另根據(jù)《行政復議法》第二條規(guī)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向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行政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作出行政復議決定，適用本法。根據(jù)上述規(guī)定，行政復議的客體是具體行政行為。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guī)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
綜上所述，《核定證明書》不符合行政法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界定，也不屬于《行政復議法》第二條規(guī)定的可以申請復議的范圍。
其他作者：喬磊 上海峰京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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